回营的路有四十里，沈砚之和程振邦雇了辆骡车。赶车的是个河北老农，话不多，只闷头赶路，鞭子甩得啪啪响，骡子喷着白气，在冻硬了的土道上小跑。车厢是木板的，没顶篷，冷风直往里灌，吹得人骨头缝都疼。
“二位军爷，打北京来？”老农终于开口，声音粗嘎，像砂纸磨木头。
“嗯。”程振邦应了一声，把军呢大衣裹紧了些。
“京城...热闹吧？”老农回头看了一眼，脸上是那种乡下人对大地方的好奇，又掺着点怯。
“热闹。”程振邦说，“人也多，车也多，满大街的灯，晃得人眼晕。”
“那敢情好。”老农咧嘴笑了，露出豁了的门牙，“俺们村，一年到头也瞧不见个亮堂。天一黑，就睡，省灯油。”
沈砚之一直没说话。他靠在车厢板上，看着道两旁的田野。腊月的华北平原，一片灰黄。麦子早收完了，地是光的，裸着，在暮色里向天边延伸，直到和灰蒙蒙的天空融在一起。远处的村庄，土坯房的屋顶上冒着稀稀拉拉的炊烟，笔直地升上去，在风里很快散了。
这就是他们打仗换来的太平——庄稼人能回家种地，能天黑就睡，能省下灯油钱。这太平很小，很实际，可也脆弱得像这些炊烟，一阵风就没了。
“老伯，”沈砚之忽然开口，“今年收成咋样？”
“唉，别提了。”老农摇头，鞭子也耷拉下来，“春上旱，夏上涝，秋里又闹蝗虫。一亩地，打不了两斗麦子。交了租子，剩下的，掺着野菜，也就够吃到开春。”
“租子重？”
“重！”老农来了精神，话匣子打开了，“东家是前清的举人老爷，现如今改叫‘乡绅’了，可心还黑着哩。一亩地收三斗租，天年不好也不减。俺们村，有饿得没法子，把闺女卖了换粮食的...”
他说不下去了，只狠狠甩了一鞭子。骡子吃痛，撒蹄子快跑，车子颠得厉害，沈砚之的头撞在车厢板上，咚的一声。
“对不住，对不住。”老农赶紧勒缰绳。
“没事。”沈砚之说。他揉着额角，那里肿起个包，热辣辣的疼。可这疼，比不过心里那处堵。
程振邦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听见没？这就是咱们保的‘共和’。”
沈砚之没接话。他看着车外飞快后退的田野，那些光秃秃的、饥渴的土地，忽然想起南京。在南京的时候，临时政府也说要“平均地权”，说要“耕者有其田”。可等他们到了北京，这话就没人提了。报纸上天天吵的，是内阁谁当总理，是借多少外债，是派谁当督军。至于田怎么分，租子怎么减，饿肚子的人怎么活，好像都不重要了。
不重要了。
天完全黑透的时候，到了通州营地。说是营地，其实是前清的一个旧校场，四周有土墙，墙头长满了枯草，在风里瑟瑟地抖。门口挂了盏气死风灯，昏黄的光晕里，两个哨兵抱着枪，跺着脚取暖。
“师座回来了！”
哨兵看见骡车，赶紧立正敬礼。沈砚之跳下车，脚冻得发麻，踩在地上像踩棉花。他回了礼，往营里走。
营地里静悄悄的。兵舍是土坯房，一排排，像码得整整齐齐的棺材。窗子都用草帘子堵着，透出点微弱的灯光，是油灯。偶尔有咳嗽声传来，闷闷的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
沈砚之直接去了团部。团部是间稍大的土房，门口挂了块木牌，用墨笔写着“独立第一师师部”——那是他们从南京带来的，如今看着，像个不合时宜的笑话。
推门进去，一股热气混着烟味扑来。屋里生了个炭盆，炭火不旺，红红的，冒着青烟。几个军官围坐着，正低声说着什么，看见沈砚之进来，都站了起来。
“师座。”
“都坐。”沈砚之摆摆手，脱了大衣，挂在门后的钉子上。大衣上沾满了尘土，一拍，屋里腾起一股灰。
“会开得咋样？”问话的是副师长陈启明，辽东人，跟沈砚之从山海关打出来的老兄弟。他四十出头，脸上有道疤，从左眉划到嘴角，是在山海关攻城时被流弹划的。
沈砚之在炭盆边坐下，伸手烤火。手冻僵了，凑到火边，又刺又痒。“裁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很平静，“独立旅，一千五百人编制。三天后造册上报，余者遣散，每人二十银元。”
屋里死一般的静。只有炭火噼啪响了一声，爆出几点火星。
“一千五百人...”陈启明重复着，声音发干，“咱们现在，实有六千四百二十七人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多出来的...”
“自己养。”沈砚之说，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，“垦荒，筑路，开工厂，干什么都行，总之，不解散。”
军官们面面相觑。半晌，一个年轻参谋小声说：“师座，养四千多人...钱从哪来？”
“找。”沈砚之只说了一个字。
“可这...这是抗命啊。”说话的是军需官老周，五十多岁，前清就在军队里管账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他搓着手，脸上皱纹挤成一团，“陆军部的裁军令，那是大总统签了字的。咱们阳奉阴违，万一上头查下来...”
“查下来，我顶着。”沈砚之打断他，“但人，一个不能散。散了，他们就真成流民了，要么饿死，要么为匪，祸害百姓。咱们当初起兵，为的不就是让百姓有活路吗？现在倒好，自己先把弟兄们往死路上逼？”
没人说话了。炭火的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，明暗不定。屋外起了风，呼呼地吹过土墙，吹得窗纸哗哗响。
“师座，”陈启明开口，声音很沉，“您说怎么干，咱们就怎么干。只是这钱...是燃眉之急。眼下营里，存粮只够吃半个月。饷银，欠了三个月。弟兄们嘴上不说，可心里...”
“我知道。”沈砚之站起身，走到墙边。墙上挂着一张简陋的华北地图，是他自己手绘的，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驻防点和行军路线。他盯着地图看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通州城里，最大的粮商是谁？”
“姓赵，赵半城。”老周立刻说，“城里一半的米店都是他开的。这人前清时就是粮道，民国了，改做买卖，可路子还通着。听说，跟陆军部王司长是姻亲。”
“王胖子？”沈砚之挑眉。
“对，就他。”
沈砚之笑了，笑意很冷。“好，明天我去会会这位赵半城。”
“师座，您要...”陈启明欲言又止。
“借粮。”沈砚之说，转过身，炭火的光在他背后，把他整个人衬成一个黑色的剪影，“不白借，打借条，等有了钱，连本带利还。”
“可他会借吗？”年轻参谋怀疑，“咱们现在...说难听点，是落水狗。谁肯把钱借给落水狗？”
“那就让他不得不借。”沈砚之走回炭盆边，坐下，伸手烤火。火光在他眼里跳动，像两簇小小的、不肯熄灭的火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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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一早，沈砚之换了身便装——灰布长衫，黑布鞋，戴顶旧毡帽，像个教书先生。程振邦要跟着，他不让，只带了两个卫兵，也都换了便装，远远跟着。
通州城不大，一条主街，两旁是店铺。年关近了，街上热闹起来，卖年画的，卖灶糖的，卖鞭炮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沈砚之走在人群里，看着那些为年货讨价还价的百姓，心里有些恍惚——好像战争是很久远的事了，好像那些流血和死亡，都不曾发生过。
赵家米店在街中心，三开间的门脸，黑漆金字招牌，气派得很。店门口排着长队，都是来买米的百姓，手里攥着布袋子，眼巴巴地往里瞅。伙计在柜台后忙活，量斗舀米，哗啦哗啦响。
沈砚之没排队，径直往里走。一个伙计拦住他：“哎，排队去！”
“我找赵掌柜。”
伙计上下打量他，看他穿得普通，脸上就带了不屑：“掌柜的忙着呢，没空见闲人。”
沈砚之没生气，从怀里摸出张名片——是陆军部发的，印着“陆军部咨议、独立第一师师长沈砚之”。他递过去：“把这个给赵掌柜，就说沈某拜访。”
名片是硬卡纸，烫金字。伙计接过去，脸色变了变，转身进了后堂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绸缎棉袍、戴瓜皮帽的胖子快步出来，老远就拱手作揖。
“哎呀呀，沈师长！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！”
这就是赵半城。五十来岁，白白胖胖，面团团一张脸，眼睛眯成缝，笑起来见牙不见眼。他亲热地拉住沈砚之的手，往里面让：“快请进，快请进！外头冷，里头说话。”
后堂是账房，烧着炭盆，暖和得很。墙上挂着幅“招财进宝”的中堂，两边是对联：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。红木八仙桌上摆着茶具，紫砂壶，热气袅袅。
“沈师长请坐，请坐。”赵半城亲自斟茶，“这是福建的武夷岩茶，您尝尝。”
沈砚之坐下，端起茶杯，没喝，只看着。茶汤是琥珀色的，清亮，香气扑鼻，是好茶。他又抬眼打量这屋子——红木家具，景德镇的瓷瓶，玻璃罩子的自鸣钟，嘀嗒嘀嗒响。处处透着有钱，透着安稳，透着和外面那个排队买米的世界的格格不入。
“沈师长今日光临小店，不知...”赵半城试探着问，眼睛在沈砚之脸上打转。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沈砚之放下茶杯，开门见山，“沈某今日来，是想跟赵掌柜借点粮。”
“借粮？”赵半城脸上的笑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又堆起来，“好说，好说。不知沈师长要借多少？”
“不多。”沈砚之说，声音很平静，“五千石。”
赵半城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，茶水洒出来，烫了手。他赶紧放下杯子，掏出手帕擦手，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了：“五...五千石？沈师长，您这是...”
“我部奉命裁军，可弟兄们跟了我这些年，我不能看着他们饿死。”沈砚之看着他，目光很平静，但平静底下有东西，像冰层下的急流，“五千石米，够四千人吃到开春。开春后，我们垦荒种地，秋收还粮，连本带利。”
“这个...这个...”赵半城搓着手，额上见了汗，“沈师长，不是赵某不肯借，实在是...五千石，不是小数。小店小本经营，一时半会儿，也凑不齐这么多...”
“赵掌柜谦虚了。”沈砚之笑了笑，笑意没到眼底，“谁不知道，您赵半城，手里攥着半个直隶的粮道。五千石，对您来说，九牛一毛。”
“话不是这么说...”赵半城掏出手帕擦汗，眼睛往门口瞟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
沈砚之知道他在等什么——等救兵，等那个在陆军部当司长的姻亲王胖子。他不动声色，端起茶杯，慢慢呷了一口。茶是好茶，入口回甘，可喝在嘴里，有点苦。
果然，不到一炷香功夫，外面传来脚步声。门帘一挑，进来个人，正是王胖子。他穿一身簇新的将军服，披着黑呢斗篷，进门就笑：“哎哟，我说今儿早起喜鹊叫，原来是有贵客！”
“王司长。”沈砚之站起身，微微颔首。
“坐，坐！”王胖子很热情，自己先在上首坐了，端起赵半城递来的茶，咕咚喝了一大口，抹抹嘴，“砚之啊，我听说了，裁军的事，你受委屈了。可这是上头的命令，我也没法子。不过你放心，独立旅的编制，我给你保住了，驻防通州，拱卫京畿，这是肥差啊！”
沈砚之没接话，等他往下说。
王胖子放下茶杯，身子往前倾了倾，压低声音：“不过砚之啊，有句话，我得提醒你。裁军令，是大总统亲自签发的，你那儿要是留了尾巴，到时候查下来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听说...你打算自己养那多出来的人？”
消息传得真快。沈砚之心里冷笑，脸上不动声色：“弟兄们跟了我一场，我不能不管。”
“仁义！讲义气！”王胖子竖起大拇指，可话锋一转，“可这仁义，也得看时候。现如今国库空虚，连正经军队的饷都发不出来，你养着那么些闲人，吃什么？喝什么？难不成...去抢？”
最后两个字，他说得很轻，但很重，像两把锤子砸下来。
沈砚之看着他，看着那张油腻的、堆着假笑的脸，忽然觉得很累。和这些人说话，比打仗还累。打仗是明刀明枪，是你死我活，可至少干净。而这些，是算计，是试探，是笑里藏刀，是把你架在火上慢慢烤。
“王司长说笑了。”沈砚之开口，声音很平静，“沈某再怎么着，也不会做祸害百姓的事。这粮，是借，不是抢。借了，就一定会还。”
“还？拿什么还？”王胖子往后一靠，翘起二郎腿，“砚之啊，不是哥哥说你，你这人，打仗是块好料，可这过日子，你不懂。四千多人，一天光粮食就得吃掉多少？更别说穿的，用的，伤的病的...这就是个无底洞，填不满的。”
“填不满，也得填。”沈砚之说，站起身，“赵掌柜，王司长，沈某今日来，是诚心借粮。若肯借，沈某感激不尽，立字据，按手印，秋后还粮，一分不差。若不肯——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在两人脸上扫过：“沈某也不强求。只是这通州地面，往后要是有什么盗匪滋扰，驻军力有不逮，还望二位体谅。”
这话说得客气，可话里的意思，谁都听懂了。赵半城的脸白了，王胖子的笑也僵了。
屋里静下来。只有自鸣钟在嘀嗒嘀嗒走，不紧不慢，像在数着某种倒计时。
良久，赵半城干笑两声：“沈师长言重了，言重了。这粮...借，我借。只是五千石，一时实在凑不齐。这样，我先出一千石，余下的，容我慢慢筹措，如何？”
“一千石不够。”沈砚之说，“至少三千石。”
“两千...两千石！”赵半城咬牙，“真的只能这么多了，沈师长，您也得体谅体谅我...”
沈砚之看着他，看着他那张因为心疼而扭曲的脸，忽然觉得有点可笑。两千石米，对赵半城来说，可能只是仓库里的一角，是账本上的几个数字。可对营里那四千多个弟兄来说，是活路，是能熬过这个冬天的希望。
“好，两千石。”沈砚之点头，“立字据吧。”
赵半城松了口气，赶紧叫账房先生拿来纸笔。沈砚之提笔，在借据上写下“今借到赵氏米店大米两千石，秋后归还，利息照市价”，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，按了手印。
红手印按在宣纸上，像一滴血。
赵半城也按了手印，把借据收好，脸上的笑又回来了，只是有点勉强：“沈师长仁义，赵某佩服。这米，我明天就差人送到营里。”
“有劳了。”沈砚之拱手，转身往外走。
“砚之留步。”王胖子在身后叫住他。
沈砚之转身。
王胖子走过来，拍拍他的肩，脸上又堆起那种油腻的笑：“砚之啊，哥哥还得提醒你一句。这裁军的事，到此为止。你养着那些人，可以，但得悄悄的，别张扬。尤其别跟南边那些人走得太近...你懂我意思。”
南边那些人，指的是国民党。宋教仁案后，国民党和袁世凯已经势同水火，北京城里，到处都是眼线。
“沈某明白。”沈砚之说，声音很淡。
“明白就好，明白就好。”王胖子笑着，可那笑没到眼底，“去吧，路上当心。”
出了米店，街上还是那么热闹。卖糖葫芦的吆喝，孩子围着要买，大人拉着不让，吵吵嚷嚷的。沈砚之站在街边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觉得离得很远，像隔着层毛玻璃。
“师座。”卫兵牵了马过来。
沈砚之上马，勒转马头，往回走。马蹄踩在冻硬了的土路上，发出沉闷的嗒嗒声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赵家米店的招牌在午后的光里，黑漆金字，闪闪发亮。
两千石米。能撑两个月。
两个月后呢？
他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，路得一步一步走，饭得一口一口吃。今天借到了米，明天就要去找地，找种子，找农具。四千多人，要活下来，就得把这片冻硬了的土地，一点点刨开，种下粮食，种下希望。
希望。
沈砚之抬头看天。天是灰的，云很厚，压得很低，像要下雪。可在那灰云的缝隙里，他看见了一线光，很淡，很微弱，但确实是光。
有光，就还有盼头。
他夹了夹马腹，马小跑起来。风迎面吹来，很冷，但他挺直了背，迎着风，往前走。
回营的路还长。可再长，也得走。
（本章完）